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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健康问题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基石，其解决路径凝聚着社会公平与文明进步。当前，城乡医疗资源协同发展、社区互助体系创新重构与农民健康意识的觉醒，正为解锁乡村健康困局注入全新动能。
宏观层面，需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与制度优化，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分级诊疗网络，让农民就近享有便捷可及的医疗服务；中观层面，要以数字技术激活基层治理效能，打造“健康乡村共同体”，整合村委会、志愿者与本土力量，培育预防、诊疗、康养一体化的服务生态，使健康支持扎根乡土；微观层面，通过科技普及与文化浸润，引导农民树立“健康即财富”的主动意识，依托移动健康工具、互助小组等多种形式，激发个体参与健康管理的热情。
面向未来，农村健康治理需上升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以跨代际规划与跨领域协作夯实基础，将健康数据监测与全球减贫目标深度衔接，让“人人享有健康”延伸为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实践注脚。
守护农民尤其是留守老人和儿童的身心健康，既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更是文明进步的诠释——唯有以持续关注与务实行动深耕这片沃土，才能在共同富裕的壮阔图景中，绘就一幅生机蓬勃、充满尊严的民生画卷。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加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全球和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挑战。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田懋一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共患病特别是老年人多病共存的现象日益凸显，这不仅显著加重了农民个人负担，也对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系统解析农村共患病的深层机制，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综合干预策略。
一、多病共存凸显出的健康困境
田懋一教授解释，所说的共患病，是指一个人同时患有2种或者2种以上的慢性病。这种多病共存的情况在老年人身上尤为明显，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关节炎、肾病等疾病经常联手作乱。
由于共患病的交织渗透，不同疾病间用药的相互干扰，往往造成疗效下降，酿成的并发症更为严重，使疾病的管理更加困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匮乏，村民尤其是老年人的自我健康认知水平有限，无形中增加了对共患病的辨识与诊治难度，由此推测共患病的患病率可能被严重低估。
根据田懋一教授团队今年初发表在国际期刊《柳叶刀·区域健康》的一篇调研文章，在纷繁复杂的慢性病中，高血压、糖尿病、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的重叠在农村地区极为普遍。
流调发现，参加研究的老年村民中，最常见的5种共患病组成模式分别是高血压和心脏病、高血压和中风、高血压和慢性消化系统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高血压和关节炎，从中不难看出以高血压为主的心血管慢性病在我国农村仍占主导地位。
田懋一教授团队还发现，75%的研究参与者血压水平达到高血压风险阈值，但其中仅36%通过疾病史自报或常规医疗记录获得明确诊断，提示农村地区高血压漏诊问题突出。
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普遍高于城市，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或迁移到城市后，大量老人与儿童留守村庄，失去必要的家庭支持。
田懋一分析，处在这一环境中的老年人，多种慢性病的叠加和高昂的医疗费用往往使他们错失了早期诊疗的机会，再加上一部分村民患有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与躯体上的慢性病相互影响，由此进一步陷入“病情加重、经济承压、照护不足”的恶性循环；部分偏远村庄的基础卫生设施落后，药品供应有限，专业医护人员难以长期的留在当地服务，种种因素叠加使得农村老年人多病并存状况更为严峻。
二、三维机制解析出致病的逻辑
要系统理解农村地区老年人共患病的内在逻辑，需要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综合考量。
（一）从宏观层面解析
从宏观层面，田懋一解析，“结构性不平等”使得城乡之间在公共资源分配上长期不均衡，加上政府对农村基层卫生体系的财政投入相对有限，造成医疗基础设施薄弱、医保覆盖缺口大，患者在获取医疗资源方面处于劣势。
换言之，医疗政策与资金的缺失不仅降低了服务可及性，还妨碍了卫生观念与健康习惯在农村的广泛推行和实践。
（二）从中观层面解析
从中观层面，农村社区同样面临社会资本与支持网络退化的挑战。田懋一强调，随着人口流动加剧与留守现状日益严峻，传统“熟人社会”互助纽带正逐渐瓦解，大量老人与慢病患者难以依靠家人或邻里“守望相助”。
信任与互惠是社区互助网络运转的关键要素，而这些要素在农村地区因村庄功能衰退和人口空心化而不断弱化，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也难以在缺乏充分社区动员的环境中顺畅落地。
村级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在专业人员配备和培训资源方面也有明显短板，难以承担系统的慢病筛查、随访和康复指导职责，致使延误诊疗并加大疾病叠加的概率。
（三）从微观层面解析
在微观层面，健康心理学与文化因素进一步解释了健康行为改变的难点。田懋一指出，一部分农村中老年人把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常见慢性病视为“自然衰老”或“命运使然”，缺乏早期预防与诊断的意愿或知识储备。
受传统观念与经济压力的左右，不少人宁可“忍受折磨”或寄希望于民间偏方，也不愿向医疗机构求助。依据健康信念模型，个体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对预防措施可行性的判断及自我效能感的高低，都将影响其健康行为决策。
然而，在缺少系统性健康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的农村环境中，村民往往难以树立规范化的健康管理理念。一部分老年人怕给子女增添经济负担而选择遮掩病情，使疾病隐匿化，以致共患病常常组团来袭。
三、多措并举努力筑牢民生屏障
基于上述认识，农村共患病的治理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到资源、从全社会到个体层面协同推进，形成“多重介入、多方联动”的综合策略。
（一）宏观政策与资源倾斜方面
田懋一建议，在宏观政策与资源倾斜方面，应持续深化医改与财政投入，结合全球卫生治理的先进经验，引导社会资本以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参与乡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扭转基层医疗机构在硬件与管理上的劣势。
同时依靠政策牵引，构建分级诊疗与区域协作机制，努力强化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之间的有效联动，编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规范就医体系，并通过扩大远程医疗与区域医疗共同体的试点覆盖，将优质的医疗资源更有效地下沉到农村。
此外，还需在医保政策中对共患病患者实行更高的报销比例与更宽的覆盖范围，以有针对性的方式减轻农村家庭经济负担。
（二）医养结合与社会保障层面
在强化社区与社会加持时，需重视对农村社区互助网建设，借助村委会、老年协会以及志愿者组织等多元力量开展健康宣传和疾病随访工作，让更多偏远地区居民获得及时的医疗信息与心理支持。
采用培训“健康代言人”或“村医+志愿者”的模式，将健康科普、慢病管理和心理关怀有效的结合起来，为缺乏交通与经济资源的农民及时提供更多帮助。
在养老与社会保障层面，可以将医疗与养老服务融为一体，在乡镇层面探索“医养结合”模式，为多病并存的老年群体给予综合性照护，并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定期探访和资金支持，或借助“亲情视频探视”等数字化手段维持与老年人的情感联系与远程关怀。
（三）健康素养与行为改变方面
田懋一提议，在提升个体健康素养与行为改变方面，可依托短视频平台、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媒介与广播、宣传册等传统媒介持续传播慢性病防治知识，让居民逐步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和行为习惯。
鼓励将健康教育纳入各个村屯及社区活动，这对破除“老龄病痛必然化”的错误认知尤为重要。同时，还应倡导自我管理与互助式激励，以建立慢性病患者互助小组或康复俱乐部，让个体在彼此监督与分享控制体重、合理膳食及定期运动的经验中互帮互助。
移动健康技术同样值得推广运用，在个人手机或可穿戴设备上为公众提供在线自测、用药提醒及个性化运动计划，以增强自我效能感和持续管理动力。
（四）赋权策略与自助组织方面
田懋一认为，文化与心理健康也应得到关注，“讳疾忌医”与疾病标签的破除离不开有文化敏感度的宣传与干预。结合本地风俗与传统节庆活动，通过社区共识和“榜样示范”作用，有助于逐步消除老年人疾病羞耻感。
为了帮助更多患者更早地纳入规范化管理，还需要继续拓展基层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队伍，在常规医疗的服务中设置心理评估和干预流程，以帮助农民群众能正视多病共存的现实和危害。
赋权策略与自助组织建设也十分关键，要鼓励老年人组建“自助+互助”小组，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相互交流疾病管理经验与心理调适技巧，通过政府或公益组织的支持，逐渐提升社区健康组织的协调能力，让农村慢病群体在信息获取与资源对接方面真正有组织、有力量。
最后，田懋一概括说，我国农村地区共患病的诊断、干预与管理，关乎国家“三农”战略的振兴，关乎全社会的健康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要在政策制定、卫生资源分配和健康教育等层面持续发力，为农民群体筑起更加牢固的健康屏障。
唯有在政策、社区与个体层面拧成一股绳，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在广大农村的实施，让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在应对共患病的过程中，获得更高水准的医疗保障与生活质量。
衣晓峰
